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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的司法赔偿制度:严惩冤案制造者

2019-09-09 21:40    凤凰网    佚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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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


在现代司法制度下,一宗案子,如果最后被查实为法官错判,那么,国家在给冤案无条件平反的同时,另外两项矫正举措也必须立即展开:启动对错案责任人的问责;给含冤者(或其家属)支付国家赔偿。——这不但是现代司法制度的文明底线;我在检索宋代司法史料时,还发现,宋朝时候,就已经出现了问责法官的制度与类似于“司法赔偿”的做法。我不知道,今天的我们该为这感到骄傲呢,还是觉得惭愧?


当然,一千年前的宋人不可能会有“司法赔偿”的观念,肯定也不可能建成今天这样的司法赔偿制度。但是,发现冤案错案之后,国家除了在法律上给予平反之外,也在经济上向含冤者(或其家属)作出补偿,则是宋朝政府处理冤案的一项惯例。


话说宋神宗熙宁年间,长葛县知县乐京与湖阳县知县刘蒙,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“自劾待罪”,即挂冠而去,不上班了,结果被认定为犯了“擅去官”公罪,勒令停职,并“徒二年”。宋神宗去世后,元祐元年(1086)五月,一位御史上书说,乐京与刘蒙“情实可矜,愿令有司改正”。朝廷遂为二人平反,召乐京赴阙授官,此时刘蒙已亡故,皇帝“赐帛五十匹付其家”。这里的“赐帛”,可以算是宋政府对刘蒙蒙冤两年的经济补偿。


列位看官可能会问:刘蒙县长的身份是官员嘛,如果平民受了冤枉,能不能获得经济补偿呢?我们来说第二个故事: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(984),开封市民王元吉的继母刘氏,因与他人通奸,“恐事露,忧悸成疾,复惧其子陈告”,便恶人先告状,诬告王元吉在她饮食中下毒,意欲谋害继母。为置王元吉于死地,刘氏还指使人向开封府的法官行贿。王元吉被屈打成招,又临刑喊冤,他的妻子张氏也到登闻鼓院申诉。经复审三次,案情终得大白,对冤案负责的一批法官,被停职的停职,降职的降职,收受贿赂的曹司则被“杖脊,配沙门岛”。王元吉无罪释放,宋太宗“又赐元吉妻张氏帛十匹”。这十匹绢帛,也应该是为弥补王元吉入狱所受之苦。


又如雍熙二年(985),宦官何绍贞“护送宫人诣永昌陵,还至中牟,天未明,见数人持兵行道旁,绍贞疑其盗,捕而笞掠之,人不胜其苦,皆自诬服,缚送致京师。上初闻甚惊,既而思之曰:‘此人虽持兵,且未见劫盗之状,假令为劫,岂绍贞能制而缚之乎?’因令送开封府鞫之,及狱成,果县民诣嵩岳祈祷,以兵自防耳。上大骇曰:‘几险平民于法!’各赐茶卉、束帛而遣之。”何绍贞被“决杖,配北班”。受冤枉的平民得到“茶卉、束帛”,类似于经济补偿。


就我检索到的案例而言,这类经济补偿,在“冤死案”的平反过程中最为常见。如宋真宗景德年间,眉州青神县的吏员光宝家为盗所劫,保正称当晚发现雷延赋、雷延谊二人皆“不宿本舍”,没有在家睡觉,有作案嫌疑。县尉即逮捕了雷延赋与雷延谊,关押审讯。县吏王嗣等人对二人“恣行考掠”,致使其“死于狱”。未久,眉州抓获盗劫光宝家的贼人七人,“始知赋、谊之冤”。县吏王嗣等四人受到查处,“配隶他郡”。政府又“优恤被枉之家”。这里的“优恤”,类似于国家给予经济补偿。


宋仁宗朝某年,陇州陇安县的平民庞仁义不知出于何故,跑到县衙检控同县的马文千等五人为杀人越货的劫盗,并指使其妻作伪证。县尉立即逮捕了马文千五人,其中一人可能因为熬不过刑讯,死于狱中,其余四人遂服押认罪。案子经陇州司理院复审,判处马文千等四人死刑。马文千之父上诉至陇州,但知州孙济却不予受理。最后马文千四人被执行死刑。后来,邻近的秦州捕到真盗,司法系统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。“帝怒,特贬知州孙济为雷州参军,余皆除名流岭南”;同时,仁宗又下诏给冤死者的家庭“赐钱粟”,免三年差役。“赐钱粟”即经济补偿。


宋徽宗宣和元年(1119),虔州也发现了一宗情节差不多的错案:两名“犯人”被判了死刑,真凶意外被抓获,官府这才知道前面冤杀了二人。徽宗皇帝下诏,令江东路提刑司“根勘官吏”,所有涉案的法官“并先勒停,不以赦原”,意思是说,一概先勒令停职,即使国家有大赦,也不予赦免。同时,“误断之家,优加存恤”,所谓“优加存恤”,就是给予优厚的经济补偿。